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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时今日,读政治寓言小说家奥威尔仍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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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时今日,读政治寓言小说家奥威尔仍不过时:

  奥威尔(OrwellGeorge)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两部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和《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认识也仅止于这两部小说。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被认为是迄今最权威的奥威尔传记;奥威尔本人的信件和日记,以及他在《动物农场》和《1984》之前的诸多作品,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奥威尔日记》、《奥威尔信件集》及迈耶斯的《奥威尔传》今年都出了中译本,就让我们围绕这几本书,再来谈一谈奥威尔。

在今时今日,读政治寓言小说家奥威尔仍不过时

  《奥威尔信件集》 (英)乔治·奥威尔著李莉等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

  一

  乔治·奥威尔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并且说他自己“对政治和作家这两个词是同样看重的”。而大部分读者对他的印象也不外如是:《动物农场》和《1984》的作者,先知与圣徒,毕生坚持人道主义、揭露极权统治之恶,或者如杰弗里·迈耶斯为他所作传记的书名所推许的:“一代人的冷峻良心”(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这出自V·S·普里切特对他的评价。总之,他的写作总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联,其声誉并非纯文学意义上的,即便他已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文体大师”。

  这样的印象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稍嫌简单化。奥威尔并非生来就是先知与圣徒,正如奥威尔并非生来就叫奥威尔。他原本名叫埃里克·布莱尔,直到1933年他的第一本书《巴黎伦敦落魄记》将要出版,“由于不愿令家人难堪,并想为自己确立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形象”,他才决定以笔名出版这本书。几经斟酌之后,他最终选定了“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并使用终生。

  奥威尔1940年4月17日为《二十世纪作家》撰写过一篇《我的简历》(确实非常简短),在其中他写道:“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情况和我从此以后看到的左翼政党的内部运行情况,使我对政治产生了厌恶”;“从感情上来说,我肯定是‘左派’,但是我相信,作家只有摆脱政党标签才能保持正直”。而1946年《流浪汉》第四期夏季号刊登了他的《我为什么要写作》,他在文中说:“西班牙内战和1936至1937年之间的其他事件决定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

  二

在今时今日,读政治寓言小说家奥威尔仍不过时

  《动物农场》书封。

  参加西班牙内战无疑是导致奥威尔思想转变并在后来写出《动物农场》与《1984》的关键,因此关于这场内战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就成为理解奥威尔的重要线索。1936年底,新婚不久的奥威尔作为“几千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加入共和军一方,与佛朗哥的国民军交战。当时他的《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刚刚交稿并将于次年出版。这本书记录了他为“调查大萧条时期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工人状况”所作的自愿的体验生活的艰苦旅行的所见所闻,这次旅行中与“社会不公和人间苦难的直接接触”使他成为他所自认为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他的“社会主义”显然有别于通常的教条。然而在西班牙内战中,与海明威、聂鲁达、奥登或“斯大林的朋友爱伦堡”等众多作家不同,他既不是“在西班牙漫游几周就平安回家”,也不是作为同情共和国一方的战争观察者住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也并未加入“吸引了绝大部分外国战士”的国际纵队,而是经由英国的左翼旁系小党——独立工党介绍,参加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异端”派别——马统工党(P.O.U.M)的游击队。这个小党被斯大林一派称为“托派”(托洛茨基一派则对此加以否认并严厉抨击马统工党)和遭到清洗,因此在“内战中的内战”中,在前线受伤而从医院拿到退伍文件的奥威尔,与妻子一起目睹了同志被关、被杀,他们自己也险遭逮捕和处决。离开西班牙之后,幻灭与觉醒的奥威尔认识到“政治的恐怖”并至死反对极权主义,无论它以何为名。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想要更好地理解奥威尔,除了维冈码头和西班牙内战的极端体验,还有另外一条线索。1917至1921年他在伊顿公学就读,虽然他在《我的简历》中说“我在那里没有用功读书,学到的东西很少,我并不认为伊顿对我的一生成长有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正如西蒙·黎斯所说,奥威尔这位“伊顿公学的校友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毫不突出地与无产阶级打成一片”。他改变不了自己“上层阶级的口音”,也改变不了自己被出身与教育所潜移默化的审美。他喜欢从莎士比亚直到D·H·劳伦斯(特别是被他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毛姆)所代表的英语文学传统;他喜欢英式烹调(并写有《为英国式烹调一辩》)和英国茶(写了《泡一杯好茶》并归纳了十一条所谓“最佳泡茶方法”);在他落魄伦敦的时期,1935年春天,他邀请两位年轻的作家朋友到租住的公寓吃饭,他会做“很好吃的牛排”、“会点红酒”并且颇为在行,他的厨艺和红酒知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与妻子在乡下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但当(妻子)爱琳要把一罐果酱拿上桌时,他“坚持要把果酱倒进盘子再体面地端上桌”,除此之外,他“讲究的礼数还真不少”,包括用家传的银器奉茶。

  1931年9月4日在肯特郡采摘啤酒花(打零工)时,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他在乡间听到了原以为差不多消失了的“同韵俚语”。凡此种种,即便他再怎么以苦行僧般的自我折磨来体验无产者的底层生活,但他从未丢弃对文学和生活的审美敏感。而真、善、美从来都是一体的,也正因此,他才能更敏锐地感知(并且同情)他人的苦难,正如人们常举的一个例子,在《通往维冈码头之路》一书中,他曾

  写过一个在寒冷的冬天跪在屋外“用一根棍子在捅屋里接出来的我想大概是堵塞了的排水管”的贫民窟姑娘,从她脸上,他看到“最凄惨绝望的表情”,并认识到“他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感觉”不会不一样,“她很清楚地知道她的遭遇是什么”。

  三

在今时今日,读政治寓言小说家奥威尔仍不过时

  《奥威尔日记》 (英)乔治·奥威尔著(英)戴维森编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6月版

  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清醒洞察和本能反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审美上的、或者说是对于形式的敏感。在其1940年6月2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革命的爆发肯定会带来自由、平等等思想的广泛传播。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寡头政治的生长壮大,它和任何统治阶级一样,极力维护阶级特权。今早的《新闻纪事》报道称,苏联红军战士又开始对上级敬礼了。革命军队在开始时总是废除敬礼,这件小事也象征了整体形势。当然,这并不是说敬礼等仪式毫无必要。”日后他在《动物农场》中对于动物们赶走琼斯先生之后,口号慢慢从“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而“一头猪正站着用两条腿走路”所作的描写,显然来自于此。“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对于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寡头政治”的这句寓言式的总结,也显然来自他身上同时并存却自相矛盾的对于“礼数”的讲究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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